有关长江的文化

1. 有关长江的文化

长江文化是炎黄文化的重要一脉。炎黄文化发育、繁荣于960万平方公里的东亚热土上,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长江文化在共建炎黄文化中,既有作为炎黄文化的共性,又有作为中华大地上地域文化的特性。研究和弘扬长江文化,既是挖掘和深化炎黄文化研究;又是当今改革开放大潮中,发扬长江流域和上海的优势,为上海的“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地位作文化先导。
一、世界稻作文明的中心 .长江流域水稻的栽培，以澧县彭头山遗址发现的稻谷为最早，距今大约有9000年，这还不是中国史前时期栽培稻的开始。 长江流域以及华南等地区的稻作农业与黄河流域等地区内的粟作农业，是中国史前时期南北的两大农业系统。中国目前水稻种植的总面积达5亿亩，占全国粮食作物总面积的1/3，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43．8％，是世界上生产稻谷最多的国家，占世界稻谷总产量的1／3以上。由此可见，长江流域的史前人们对水稻的栽培种植和发展，直到现在，仍对国计民生占有重要的地位。 
二、世界蚕丝业的起源地 .中国是举世公认的蚕丝的起源地，至于起源于何处，学术界还有不同的意见。有的人认为起源于黄河流域，尤其是黄河的中、下游地区，在早期的文献中就有种植桑树、饲养蚕的记载。1926年山西夏县西阴村的仰韶文化遗址内发现的半个蚕茧，是这一方面的一个证据，也有人对这个蚕茧的年代提出疑问.
三、苎麻织品的产生是人们改造自然的一大突破 .在考古资料中现已发现的苎麻织品的实物，是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发现的三块苎麻布和苎麻绳等。苎麻布均为平纹织品，每平方厘米经线为24 31根，纬线为16 20根，可见，纺麻技艺已经是相当的高超，才能织成这样精细的苎麻布。 
长江流域史前时期的人们利用苎麻纤维纺纱织布，与其他植物纤维的利用，是史前时期的人们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过程中重大胜利成果，与蚕丝一样是走向文明跨出的重要一步。 
四、干栏式建筑与有段石锛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传世杰作 .干栏式建筑是中国江南等地的一种有地方特色的居住房屋；有段石锛是一种生产工具，两者不仅名称不同，性质、功能各异，怎能把它们连接在一起呢？是从这两者对海外关系的影响上，有一定的联系，可以起到相互补充说明的作用，以此试作这一方面的探讨。 

五、生漆的利用是史前文明的一大成就 

漆树原产于中国，是一种著名的特产。对漆树的利用，是史前文明一大成就。水稻的种植驯化，是对其稻谷可作为粮食；蚕丝是对昆虫的驯化；苎麻的栽培，是使用它的纤维；漆树是采割它的漆液。能够认识到漆树的液汁是一种重要的工艺材料，是史前时期人们在认识自然、利用自然上的一大突破。这个突破以长江下游的河姆渡遗址第3层发现的一件木质漆碗为最早，距今已有6500年左右的历史了。 

河姆渡遗址第3层的木质漆碗，是在碗壁外表涂上薄薄的一层红色漆。在马家浜文化时，其圩墩遗址发现两件喇叭形木质漆器。到崧泽文化时期，把漆用到陶器上，出现漆绘陶器。这种漆绘陶器，一直延续到良渚文化时期，如吴江梅堰、江阴青阳南楼等遗址多发现有漆绘陶器，还在杭州水田畈遗址的3号墓的棺板上发现有红色漆遗迹。由此可见，良渚文化时期对漆的应用已是相当的普遍了。 

漆树是中国的一种传统手工业，已有六七千年的历史了。它在史前时期及其以后流传到日本等许多亚洲国家，成为一门独特的手工业。 

六、玉器是中华文明形成的重要基础 

中华民族是一个爱玉的民族。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对玉这个字都涵有褒意，并且进而道德化、人格化。 

中国古代认为玉是祥瑞之物，同时认为青铜礼器也是吉祥之物，最明显的是“汉武得鼎而名其年”。这就是说，汉武帝得到了青铜礼器的鼎，认为是一件大好事。就把他原来“元狩”年号改为“元鼎”。这种思想意识，在当时只是在上层人士中存在，并且以后逐渐地淡薄起来，而玉则不同，直到近代在人民群众中还是普遍存在着爱玉的心理，对它有着特殊的思想感情。这种思想感情是源远流长的。在距今七八千年或稍晚的阜新查海遗址、内蒙古的兴隆洼遗址、余姚河姆渡遗址和太湖地区的马家浜文化、宁镇地区的北阴阳营文化等，发现的玉器，不论制作、器形上大多与其他器物有不同之处，显示其有着与众不同的功能。 

从上述的分析阐述，我们可以看到史前时期的长江文化是灿烂的，生气勃勃地向前发展，为中华文明的产生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对海外各地区文明的发展，或早或晚起到了推动作用。尤其是蚕丝、绸帛的贡献，迄今仍为人们所关注，成为研究中西关系上的一个重大课题。推其渊源，不能不联系到长江文化。

2. 长江文化的长江文化

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中，长江文化和黄河文化无疑是两支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主体文化。虽然，它们各有其不同的文化内涵、形式、作用和历史发展进程，但却不是彼此孤立的、互不相干的。在长达数千年的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它们既相互冲撞、相互对抗，又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补充，是两支平行发展的、并驾齐驱的文化系统。这种刚柔相济、阴阳互补的文化联系，在血缘上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统一体，成为中华文化发展的基础，使大一统的中华文化呈现出绚丽多姿的色彩，并给周围的海外文化以深远的影响。长江文化是一种以长江流域特殊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占优势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基础的具有认同性、归趋性的文化体系，是长江流域文化特性和文化集结的总和和集聚。从其生存空间来说，除传统所谓的长江流域包括四川、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上海七省二市外，还应包括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福建等省区，这不仅因为这些地区是长江水系的干流或支流流经区，而且在文化体系上也同出一辙，同属中国南方文化的体系。因此，我们可以说，长江文化是一个时空交织的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复合体。

3. 长江文化的介绍

长江文化，以长江流域特殊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占优势，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基础的归趋性文化体系，是长江流域文化特性和文化集结的总和和集聚，包括四川、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上海、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福建等省区，这些地区是长江水系的干流或支流流经区，在文化体系上同属中国南方文化体系。长江文化和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两支主体文化。

4. 长江文化发展的现状

长江文化发展的现状：
长江流域是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脊梁，“长江经济带”是我国综合竞争力及战略意义最强的经济区域。而广泛分布于长江流域的文化遗产，是保护、传承与弘扬长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长江流域“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背景下，为保护、传承好长江流域文化遗产资源，长江流域各个城市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相继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仍面临一些突出问题。
（一）长江流域文化遗产保护取得成效
其一，考古与学术研究成果丰硕。近年来，长江流域的考古发掘工作取得了诸多突出性进展。长江下游以良渚遗址、河姆渡遗址为代表的古遗址中丝绸实物或纺轮的进一步发掘，长江中游以湖北京山屈家岭、湖南安乡汤家岗等为代表的古遗址中陶质或石质纺轮的发掘，长江上游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古遗址中丝织品残留物的发掘等，进一步印证了长江流域在4000年前的中国早期丝绸文明中具有重要地位。特别是2019年至2021年，三星堆遗址的一系列丰富的考古发掘，不仅为进一步追溯长江流域，乃至中华民族的文化史、文明史提供了可能，而且为早期长江流域上中下游的文化交流，乃至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早期文化交流提供了实物支撑。随着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等专业学术机构的建立，以及一大批以长江文化为主题的学术研究的推出，为进一步阐释长江文化的历史渊源、丰富内涵、时代价值等起到了重要作用。
其二，长江流域文化遗产资源保护力度加大。长江流域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长江经济带11省市共有世界文化遗产14处，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3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600多处；拥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近1300项，省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6000多项。近年来，长江流域各省市进一步加大了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遵循规划先行、保护与开发并重的原则，注重对文化遗产的立法保护。贯彻依法、提前、科学保护的理念，重视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制建设，不断健全文物保护体制机制，落实文物保护监管责任。统筹推动城乡建设中的文物保护工作，划定文物保护范围，加强文物保护与管理。注重对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以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培养，完善遗产保护的制度建设，积极探索数字化保护手段，加强文化遗产的展示传播，加强文化遗产与旅游业的融合发展。
其三，文化遗产旅游项目开发力度加大。长江流域的重要节点城市，特别是成都、重庆、武汉、南京、上海等地统筹城市、山水与人文等要素，推动产城景、农文旅深度融合，集文化遗产保护展示与旅游于一体，努力打造长江流域黄金旅游目的地。一是围绕长江沿线文化遗产、文化景观等开展重要遗址公园、生态公园的建设，以及对原有景区的提档升级，如重庆皇华岛考古遗址公园项目、武汉盘龙城遗址公园项目、南京九大“城市客厅”的建设等；二是积极引入社会资本注入活力，打造长江文化遗产旅游项目，不断提升城市文化影响力，如重庆烽烟三国文旅项目、武汉知音号游轮项目、夜游黄鹤楼项目等文化遗产旅游项目的打造。